佛门尊宿,天台龙象——保贤法师传
佛门尊宿,天台龙象——保贤法师传

     “德业可观岂独浮名能媲美,高风堪仰较诸古贤亦无亏。”这是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已故会长宝灯长老对保贤法师的盖棺定论,然而如今,无论是教内还是学界,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提起保贤法师,似乎已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了。自从他圆寂后,由于诸多原因,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慢慢隐入了历史的深处。不过,不论是从个人的道德学问方面,还是为佛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方面来说,保贤法师都称得上一位当世稀有的高僧。
保贤法师,法名隆安,字保贤,笔名火头僧,山东东平县官驿镇靳口村(今属梁山县)人。生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九岁于汶上县南旺镇蜀山寺依昌禹法师出家,1928年于北京广济寺现明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先后就学于北京弘慈佛学院、青岛湛山寺佛学院。学成后,曾于济南净居寺创办瑜伽佛学院,自任教席。1957年应倓虚法师之邀,旅居香港。1958年佛祖成道日,倓虚法师手书天台宗法卷为法师传法授记,为天台宗四十五世法裔。后创办香港佛教青年中心,影响深远。1987年圆寂于香港,世寿七十九,僧腊七十,戒腊五十九。 
勤学苦修、著作等身的学问僧
保贤法师虽出身寒微,但志向远大,他出家后将“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北京广济寺圆戒后,选择了进入弘慈佛学院求学。三年毕业后,又留校重读三年,六年中,除了佛学院的正常课程外,他还追随空也大师学习天台教观,跟真空禅师修习禅法,依韩清净、朱芾煌二居士学习法相唯识,依马其昶教授学习国文写作,打下了扎实的佛学和世学基础。除日常功课外,保贤法师还留心时事,订阅各地佛学刊物,尤其对太虚大师主办的《海潮音》最为喜爱。在京求学期间,他闻听太虚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主持世界佛学苑,积极赶往听讲,深受太虚大师“人生佛教”影响。一九三五年,保贤法师得知天台巨擘倓虚大师在青岛湛山寺创办湛山佛学院,于是负笈青岛,入湛山佛学院继续深造。在此,保贤法师不仅跟随倓虚法师研习天台教观,还同应邀来湛山讲学的弘一法师、慈舟法师学习戒律。离开湛山寺后,保贤法师不断游方求学。先后参访武昌佛学院,开创“北僧南参”之先例;拜访印祖道场苏州灵岩寺,探求净土念佛法门;行脚杭州,听静权法师讲《无量寿经》,同印顺导师交流佛学心得;驻锡上海,听圆瑛大师讲《楞严经》,访虚云、来果二老开示禅法,与巨赞法师、郑颂英居士、赵朴初居士等结为法友。于此同时,保贤法师还与溥儒、赵墨僧等书画大家不断往来,研习书画文物。如此长久地勤苦参学,保贤法师成为一位博学通达、名副其实的“学问僧”。
保贤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还长于著述,新旧文体兼善,一生笔耕不辍。他的文章析理谨严,言语生动,早在弘慈佛学院学习时便时有文章发表。求学湛山时,保贤法师受命负责记录整理倓虚法师的开示和讲经,为保存倓虚法师的佛学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师在福建泉州示寂,保贤法师应佛教界纪念征文,首次以“火头僧”为笔名,撰写成《弘一律师在青岛》一文,被选入纪念特刊,“火头僧”一名遂为世人所知,而此文也成为近代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献。保贤法师自取“火头僧”为笔名,意为写文章供人阅读,与烧火供人吃饭的火头僧一样,只不过一为精神食粮,一为身体食粮。检索《民国佛教期刊集成》,其中搜录保贤法师早期佛学文章21篇,包括经典研读、人物传记、学佛心得、历史研究、生活常识等,其中《戒期中“砂眼传染”应如何预防》一文,可看出保贤法师涉猎之广泛。
旅居香港后,保贤法师更是进入了写作旺盛期。几乎每月都定期向《香港佛教》交付四千余字的文稿,坚持长达二十年之久,累计文章近三百篇。文章大多短小精悍,思想丰富,契理契机,以佛门教理为基,傍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西方哲学等,显示了法师渊博的学识和无碍的辩才,也为接引香港信众尤其青年佛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被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誉为“字字珠玑、句句瑾瑜”。他圆寂后,门人弟子将其著述辑录成《保贤法师选文集》《保贤法师选文集续》行世。
殚精竭虑、为法忘躯的教育家
“向教主普渡精神看齐,才是人生的真价值。”保贤法师的这句座右铭,道出了他作为一位佛学教育家的精神境界。
当他在湛山求学时,由于已有多年的佛学基础,便在佛学院担任助教,先后讲授《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八识规矩颂》等课程。
一九四四年,保贤法师在济南净居寺创办了“瑜伽佛学院”,招学僧三十余人,亲为学院主讲。
一九五三年,保贤法师受上海佛教青年会方子藩会长邀请,担任该会导师,长年主持讲经和打七活动,并与方子藩、陈海量、郑颂英、赵朴初等一起积极探索佛教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发展问题。
一九五七年,受恩师倓虚法师邀请,保贤法师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协助倓虚法师弘法办学。抵港后,保贤法师发现香港佛教徒很少,且大多都是老年人,深为佛教前途忧虑。他认为,佛教要想发展,必须依靠青年人。于是,凭借在上海佛教青年会担任导师的经验,保贤法师旗帜鲜明的提出了“青年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年”的口号,并依托道慈佛社成立了“佛教青年部”,成为最先关注青年佛教徒的团体,是香港青年佛教运动的开端。后“佛教青年部”改建为“香港佛教青年中心”,保贤法师自任导师。青年会成立数年,会员日增,上世纪六十年代迁会九龙官塘,后改租香港大会堂举办活动,接引佛教青年千余人,成为香港最富影响力的佛教团体。
“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一九八七年,保贤法师因常年致力于佛化青年事业,夙兴夜寐,积劳成疾,然而直至圆寂前,仍弘法不辍,彰显出一位佛学教育家无尽的慈心悲愿。如今他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不少成为法门龙象。
续佛慧命、大胆革新的改革家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和各种思想的激荡碰撞,佛教的理论和实践都面临者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问题。佛教的革新和发展成为佛教人士必须承担的使命。身处其中的保贤法师面对佛教脱离生活、信众老化,尤其与发展迅猛的基督教相比日益衰敝的现实,忧心忡忡地说:“天主、基督二教青年男女,胸挂十字架极为普遍,并感到特别威风与光荣,唯胸挂佛像或手持念珠者绝无其人,即偶而挂之,也惹人歧视。我们佛教人士欲想后继有人,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基于此,保贤法师大张旗鼓的提出了“青年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年”的“佛教青年运动”。 他坚定的认为:“如果我们勇往直前多办佛教青年运动,成绩彪炳,数十年后,佛教青年必能胸挂佛像手持念佛珠,而有代替胸挂十字架之势。”
围绕“佛教青年运动”,保贤法师在佛教思想理念和修行实践方面均做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思想理念方面,他受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影响,主张佛教应该向生活化方向努力。自一九六零年起,保贤法师连同道慈佛社积极倡导传统美德,宣扬“慈孝”精神,每年分别于母亲节、父亲节举办庆祝大会,邀请高僧大德、社会贤达主持开幕,会上佛教青年分别向父母敬献礼物,讲述孝亲事迹,并排演舞蹈、话剧,场面温馨感人,让世人改变了对佛教“出世无情”的认识。
在佛教徒较为敏感的婚姻问题上,他积极倡导青年男女结婚,组织佛化家庭。他说:“在佛化婚姻的孕育下,男女能终身相守,白头偕老,获得人生真乐。庶可减少社会上许多悲苦不幸之事,同时也可为当今社会上多变的婚姻,做一个良好的榜样,不辜负为佛弟子天职。”因此,保贤法师也成为最早推行佛化婚礼的法师之一。据《二十世纪香港佛教之发展》一书记载,一九七一年,香港佛教青年中心的一对情侣率先以佛教仪式举行婚礼,开一时风气。在这次婚礼上,保贤法师亲自制定仪轨,并邀请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同自己一起担当主持。随后,佛化婚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佛教出世落后的形象也逐步得以改善。
在修行方面,面对活泼好动的青年人,保贤法师并不苛求他们刻板的念佛或坐禅,而是从生活入手,在思想上要求他们待人以诚、处事不执著、不计得失、多给予、不求回报。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他们即事明理,随处用功,从衣食杂务中体悟禅旨。他还亲自率领青年烧茶煮饭,传授烹饪,藉以提倡素食,减少杀生,培养他们的慈悲心。这些做法让青年们消除了对佛教的隔膜感,使佛法可亲可近,乐于接受,也为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佛教人生观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弘法方式上,虽然保贤法师满腹经纶,但他并不注重像传统方式那样讲经说法,而是根据青年自身特点,以娱乐为方便法门,引导青年信仰佛教。他创造性的采用了演讲、舞蹈、话剧、广播、电影等样式活波、寓教于乐的新式弘法手段,得到了青年人普遍接受和欢迎,开“演艺弘法”之新风。据他弟子回忆,他曾亲自编写了《目莲救母》、《释迦世尊》、《世尊成道》、《达摩大师》、《六祖传灯》、《弘一大师》等剧本,并指导学生排演。后来,香港政府组织的各项文娱活动,都佛教青年参加。
 “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保贤法师不惜以物质礼品作诱导,吸引青年信仰佛教。为招待每周集会学佛的青年,他亲自选购新鲜水果或在斋馆订购的素食点心,供青年享用,甚至还可以将剩余的拿回家中与家人分享。佛教青年中心的各项费用,概不向会员收取,而靠他个人经营古玩字画所得来支撑。
另外,保贤法师为力挽佛教“出世”思想的流弊,积极关注社会,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树立佛教形象。对贫困儿童,他大量捐钱捐物,被称为“派钱和尚”。他关心吸毒青年,指导他们以“宗教热诚”代替“药物”戒毒。上世纪八十年代,柬埔寨难民集聚香港,保贤法师率领佛教青年中心发起全港舞蹈界为柬埔寨难民筹款义演活动,以全部门票救济难民,被全港传为佳话。
如今看来,保贤法师的这些举措似乎司空见惯了,然而在当时却是匪夷所思的。为了续佛慧命,荷担如来家业,他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责难,奋勇向前,为佛教向现代化变革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梵行高洁、德业可观的实证者
保贤法师虽然思想开明,力倡改革,但他个人却持戒精严,具足威仪,弟子们多说他像一尊活罗汉,让人望之便生敬意。他待人真诚,视青年佛子犹如子女,关怀无微不至,而自己日常杂务,皆亲自料理,不假人手。法师每日早晚坚持禅修,坐前做柔软体操,坐迄按摩散步,数十年不变。除弘法修行外,法师喜欢茶道和书法。吃茶,古法泡制,禅味盎然;写字,法度谨严,意趣超凡。
保贤法师虽然自己经营古董商铺,却生活极其节俭,全部积蓄都用来弘法救世,以致晚年患病,无钱医治,多亏同门永惺法师资助,才得以入院治疗。
一九八七年九月八日,法师安详示寂,临终指示弟子,打破传统丧葬方式,歌舞送殡追思,正如菩提学会会长永惺法师所撰挽联:“一生行愿领导青年中心扶持壮志不负平生所望;半世辛劳宣扬佛教文化临终更见来去从容。”。
法师法体荼毗后,示现舍利无数,《香港商报》《今天日报》等香港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轰动一时。可知法师是一位真正的佛法实证者。
显然,作为现代山东佛教史上的一位高僧,尤其是天台法脉的重要传人,保贤法师的佛学思想和佛学实践都是一笔不容忽视的珍贵财富,值得我们学界和教界专家和学者去挖掘、整理、研究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怀师集》香港佛教青年中心,1987年。
2、于凌波 《保贤法师传》
3、邓家宙 《二十世纪香港佛教之发展》,香港佛教历史与文化学会,2007年。
4、释保贤 《保贤法师选文集》上下册,香港佛教青年中心,1990年。
5、王学彪  《保贤法师年表简编》
6、畅怀法师 《回忆保贤法师创办香港佛教青年中心的经过》
7、黄夏年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全国图书馆文献编微复制中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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